20世纪90年代初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并遭解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表面看，它发轫于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然而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它与苏共执政后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乃至与整个苏共的历史，都有着千丝万缕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共的兴衰史是历史给予我们的一笔极为丰富的遗产,这不仅对于彻底弄清苏共亡党这个历史大课题大有好处，对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大业，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苏共衰亡的原因，有以下四种说法：
1．把苏共领导人及其政策摆在所有原因的首位，可称作“个人因素决定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苏共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样的人物，他们攫取了苏共领导权，在党和国家中推行了一整套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使一个强大的党逐步衰落，逐步丧失战斗力，最后被瓦解。
2．把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和平演变看作苏共失败的最根本原因之一，可称作“和平演变论”。这种观点认为，西方反动势力长期以来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致力于用和平手段搞垮社会主义国家和执政的共产党。这种战略终于在80年代未、90年代初奏效。苏共早已变质。党员早已没有共产主义理想。
3．把苏共的改革看作苏共垮台的肇端，可称为“改革原罪论”。这种观点认为，苏共在建设社会主义的70年中确实犯了不少错误，出了不少问题。但总的来看成绩是突出的，错误和问题是次要的。只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克服错误，发挥优势，就能够带领苏联社会和苏联人民继续前进。但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打断了这一进程、把一个好端端的党搞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是改革葬送了这个党的前程。
4．认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很复杂，不能简单地确定一、两个主要原因，可称作“综合因素论”。这种观点认为，苏共的变化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既有政治的原因，也有经济的原因；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传统的原因；既有思想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不能人为地强调一种或几种原因而忽视另外的原因。以上所作概括只是就其倾向性而言。从实际情况看，很可能有些观点介于其中几者之间，不好简单地归类。但这种划分对于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是有帮助的。
“个人因素决定论”过高地估计了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势”。戈尔巴乔夫等人作为苏共的主要领导入，对事态的发展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确凿无疑。但是，将此作为决定性的原因，就偏离了看问题的正确方向。人们会问：正值戈氏大力提倡党内党外的言论自由之际，苏共的大多数党员却欣然接受了一整套错误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们的头脑哪里去了？人们还会问：过去的一贯观点是，苏共代表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因而根基牢固。现在却因为一两个领导人的错误而导致了整个党的垮台。这到底说明苏共的虚弱呢，还是说明戈尔巴乔夫比苏共更强大? “个人因素决定论”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和平演变论”则是在外因和内因的关系问题上走入了误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在苏共跨台这一历史现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苏共本身。如果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加强一点宣传攻势，搞一些心理战和策反活动，就能把一个执政70年的共产党搞垮，那恰恰说明这个党是经不住考验的。至于“改革原罪论”，错误的根源在于它不愿承认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和党建模式所固有的种种弊端，这种弊端造成的党和群众的严重隔阂已经远远超出了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所能允许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苏共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改革，应该说是符合大多数苏联人利益的，问题出在改革的过程中、而不是作出改革决策本身。
因此，只有对苏共失败的原因进行深层次的探讨，看到它的复杂性，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正确地从中吸取教训。
笔者认为苏共亡党导致亡国亡制，最根本的一条原因，从政党制度这个角度来看，就在于苏联长期以来是共产党执政的一党制国家，党内又缺少自由与民主，权力过度集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旦出错，无法自我及时调整和改正。苏共执政74年时间，大约60年之久都是急于求成，推行过左路线，积重难返，最后四年急剧转向右倾路线，戈尔巴乔夫改革时对苏联历史全盘否定，丑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完全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方向，引起思想的动乱；推行多党制，致使全国政治上失去了领导核心。所以说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手术刀挥向党身上的肿瘤，而是挥向了党的脖子。先“左”后“右”，合葬了社会主义。苏共又培植了一个党政军高薪特权官僚集团，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党的极权化、官僚化、特权化，终于使苏共失去民心被广大人民群众抛弃了。苏共这个顶梁柱一旦垮台，苏共所缔造的苏联社会主义大厦也就必然坍塌瓦解。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从苏共垮台引出的教训和启示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经济是建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与之相适应，我们的党建模式也带着过度集中、缺乏民主的特点。尽管近20年来我们对这一模式进行了改造，但客观地说，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深化改革。苏共的前车之鉴，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教训和启迪。
(一)党的建设模式的改革，要以二个“是否有利于”为基本参照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应当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一个不断改革着的社会。因此，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正常现象，不应作为例外。但是，具体到我们今天的改革，还应看到它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是：它不是连绵不断的改革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是由过去的无改革转向今后的不断改革的关键阶段。在这一阶段，过去长期被拒国门之外的东西一涌而进。各种各样的思潮和观念纷纷出现、大量过去不为人知的事实(特别是过去不便公开的事实)被揭示出来．这些对人们一直比较简单的思想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放任的态度，只会使改革欲速而不达。因此，必须牢牢把握住“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标准。它向我们提出以下要求：
第一．改革必须保持一个稳定的环境。稳定是改革深入的前提和保证。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全面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事业，这就要求加强党的领导，特别是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苏共就是在改革中忽视了社会稳定这个前提而采取放任政策，结果自己也在改革浪潮中被淹没了。
第二．在改革中必须正确处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商品的匮乏。生活水平越来越比不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导致人们对党的领导强烈不满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其他种种不满情绪的触发剂。因此，改革的第一目的应是把经济搞上去，鉴于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问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在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必须相应改革政治体制，但二者的关系不能颠倒。经济是改革的首要出发点，也是首要目的。如果不抓经济这个中心，反而把重点放在政治体制上，那么结果就是改革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同步，改革的失败就在所难免。所谓“发展才是硬道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苏共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误。
第三，在改革中要坚持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共产党掌权，目的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丢了这面旗帜、共产党就失去了合理合法存在的理由。这就要求党不但要慎重对待自己的思想理论，而且要慎重对待自己的历史，因为这一历史就是党按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写就的。党历史上确实犯过许多错误，有的错误还性质严重，因而必须对历史加以总结、作出评价。仍总结评价的结果应该有利于党甩掉历史包袱，轻装上阵领导改革。如果总结评价的结果是把党的历史完全否定了，那么党必然退无可守之地、失去自己存在的必要性。苏共在这一点上走上了极端，因而被反对派逼到了被动挨打的境地。
(二)在党的建设模式改革过程中，必须始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武装全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条件下、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全体党员，就要使广大党员、干部既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探索精神和探索方法，学会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然而在实践中却存在两种倾问：要么借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名，拒绝接受任何新生事物、把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僵死的教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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